藝術節終於落幕，之前集中談音樂，今次想多談一點人和事。《崔斯坦與伊索德》兩場都票房理想，平均票價近千，卻幾乎半點宣傳都不用做，證明華格納在香港有價有市。之前香港只演過兩小時的《荷蘭人》，很大程度是不少決策者斷定「華格納太長，沒人看」。不論圈中人或樂迷，談起《崔斯坦》總有一句「五個鐘喎！」所以「華格納太長」的觀察沒錯，錯在「沒人看」的結論。兩年後華格納二百冥壽，香港又會不會看到華格納？
演藝學院有新的表演場地「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」，座位只得六百，以座位計是它們第二大的場地。藝術節有數場在那處舉行，三月八日看過Nicolas Altstaedt的大提琴獨奏會。劇院是半圓型，表演空間頗大，放一隊室樂團不成問題，觀眾席與表演空間的比例，像馬戲帳篷多過劇院。場地以戲劇作主要用途，半圓的amphitheatre設計不利音樂，要用反音板調節音響。筆者的位置頗側，雖然實際距離不遠，仍未感受到其他朋友說的零距離音響。即使硬件過關，軟件仍有不足。例如開場前五分鐘才能進場、明明中場休息二十分鐘，七分鐘就宣佈「三分鐘後開場」，在女廁排隊的人要急着回場。最難看是皮亞梭拉《大探戈》時，兩名帶位員交頭接耳達三四分鐘。
場刊水準參差
Altstaedt不拉原定的高大宜《無伴奏大提琴奏鳴曲》，改拉普羅歌菲夫《大提琴奏鳴曲》。場刊來不及更正，要另附一頁介紹後者。時間倉卒可以理解，但作者太依賴「這奏鳴曲非常抒情」、「旋律第一次聽已印象深刻」、「這作品很有深度」籠統評價，未能具體介紹樂曲。這些句子筆者是從英文譯過來，因為原本的中譯未達水準。「作曲家將大提琴發揮至極限，相信是得到偉大大提琴家的指點」是哪位大提琴家？不就是羅斯卓波維契，不用一分鐘就查得出，匆忙不是藉口。
這場其他的樂曲介紹由他人編寫，《大探戈》亦遺漏了羅斯卓波維契的名字。Altstaedt也演奏了皮亞梭拉的老師Nadia Boulanger《三首小品》，場刊作者說她嘗試梅湘的風格（ventures into the music of Messiaen），聽來很怪，因為梅湘及Boulanger私交上及音樂上都不咬弦，還有Boulanger寫此曲時，梅湘只得七歲。今屆場刊的水平參差，由Thomas May撰寫的樂曲介紹深入淺出，不同水平的觀眾都會有所得着。可是芭托莉的場刊只將司馬勤的《閱藝》文章搬字過紙，首先《閱藝》是藝術節的宣傳刊物，場刊的寫法理應不同，而且芭托莉的節目性質特殊，不專文介紹不可，司馬勤的文章只是介紹芭托莉其人。
三月十二日的卡薩利斯鋼琴獨奏，筆者的樂評質重於精心設計的曲目，沒留篇幅給安歌時段。該晚的樂曲冷門而且夾雜長短曲，觀眾在上半場，除了結尾的《伊索德愛之死》，一直都不敢拍手。下半場終於有人帶頭在適當的時候後拍手，雖然時機還可再準確一點，應等餘韻過後才拍。第一首安歌是Gottschalk《班卓琴》，經卡薩利斯「加難」後更加炫技，觀眾當然熱烈鼓掌，不過已有少量觀眾離座。卡薩利斯不負眾望，很快出來彈蕭邦《降E大調夜曲》，彈完後有過半觀眾立刻動身，手都懶得拍。「都彈了兩首，還會再彈嗎？」、「彈柔和的夜曲，代表這是最後一首」，很多人都是這樣想。
拍手與民族性
不過還有人繼續拍手，卡薩利斯果然出來，示意「你想我繼續彈嗎」，便彈了由Ziloti改編的巴哈前奏曲，已離座的速速歸位。彈完便放下琴蓋，大家滿足地離開。香港觀眾拍掌拍得非常勢利，你繼續彈我才會拍，若表演者有明確示意，例如揮手作別、指揮拉樂隊的團長離開，鼓掌就會即時終止，不理表演者還未落台，缺德的觀眾更會加上一句助語詞。
鼓掌的原意是向表演者致謝，不是為了多聽一首安歌。在東京及柏林都遇過指揮及樂隊離場後，少量觀眾繼續拍掌，指揮回到空空的舞台獨個謝幕，大家都明知不會再奏一曲。不是說日本人及德國人特別高尚，但你既然想聽鋼琴家多彈幾首，不拍掌他又怎會再彈？藝術家要有多少矜持，斷不能不請自彈。況且未試過又怎知他不會再彈？誰說不能再彈一首慢曲？拍手有幾大成本？
很多論者都批評香港觀眾，拍掌及其他場內行為表現差劣，在外國藝術家面前暴露了香港觀眾的水平。水平以外，還可以再深一層去看拍掌與民族性的關係，姑且當香港人是一個民族吧。為了安歌而拍掌，固然源於香港人的功利及貪心；以為彈了兩首或彈過夜曲就一定完場，則是港人以為看透世情、所以容易認命的心態。美其名是不打無把握的仗，其實是未打先輸、一早投降。有人繼續拍掌因而博多一首安歌，其他人就樂享其成，立即回座聽完才走。
推而廣之，香港人認命所以不敢向無能政府說不，但掟蕉及衝擊特首，先後換來一千元生果金及六千元強逼金變現金，「理性務實人士」一邊讉責暴力，一邊坐享其成。香港人貪心功利但無膽據理力爭，只等出頭鳥爭到好處，才來分一杯羹，如此「民族性」正是激進者的最佳養分，也助長政棍搬出歪理向政府作無理要求。香港人太實際太計較回報，好處反而佔到不多，音樂廳內的拍掌態度，正是香港人心理的一面明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