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婉麗及孔奕佳就敝文〈紕繆其外 涼薄其中〉以〈三思而後論〉回應，感謝賜教。其實〈紕〉文只為指出場刊文章的錯漏，例如忘記蕭斯達高維契於1953年完成《第十交響曲》（港樂常奏之）、鬧出「死人點將」的笑話（伯恩斯坦與鮑力卓），及對蘇聯歷史認知不足，並非討論翻譯水平。引用譯文，乃因應中文報章的需要。
翻譯工作吃力不討好，若非對原文的行業範疇有透徹了解，如原文有誤或含糊，種豆得豆在所難免。兩位譯者指出「香港管弦樂團每次在譯者遞交譯文後都有專人負責校對，以確保譯文的質素」，又云「討論譯文內容時，要區分作者與譯者的角色」，所以由譯者為原文作者辯解，倍覺匪夷所思。但兩位譯者的回應，亦有討論之空間。
譯者不同意〈紕〉文指原作者Marc Rochester的He needn’t have worried無知涼薄。但蕭氏曾被邀到秘密警察總部問話，寢食不安是理所當然。而且那時不少蘇聯平民，為免被捕時來不及收拾行李，會預先把食物及寒衣包好，待秘密警察上門時，不致兩手空空去西伯利亞。說He needn’t have worried會再犯龍顏，是事後孔明，因為He wouldn’t have known會皇恩大赦。
譯者指「蕭氏『決定不』離開蘇聯，似乎只是評者的假設」，不過譯文的確有用決定一詞，而且原文只用了saw no need及it also helped that，並無「決定」的堅決意志。譯者又稱〈紕〉文指蕭氏不流亡海外，是一個「能力問題」。但〈紕〉文的「蘇聯蟻民想走也不能走」講的是自由。蕭氏成年時，蘇聯已由史太林掌政。那時的蘇聯國民沒有移民的自由，連因公事出境，也受嚴格限制，包括只准帶少量金錢，又不准攜眷，流亡者的家屬常遭秋後算帳。所以譯者提出的家庭、經濟或事業因素，其實也與政治自由掛勾。走與不走，無從決定，因蘇共早將人民的決定權搶走。
世人對蘇聯大清洗之了解，遠遠不及納粹的種族清洗。其實史太林的罪行，論慘烈兇殘，甚至受害人數，不亞於希魔所為。試問若以He needn’t have worried套在猶太滅族之災，會否遭人聲討？若要理解蘇聯大清洗之恐怖，可參閱索忍尼辛的《古拉格群島》或Anne Applebaum的《Gulag: A History》。
譯者指〈紕〉文的「冒犯龍顏」，「與其指涉人物所代表的共產主義完全背道而馳」。史太林盡攬大權，殺人無數，以共產之名，行帝皇之實，乃蘇聯史的ABC。就連譯者所參考的Solomon Volkov《Shostakovich and Stalin》，也使用相近的帝皇用語，因為該書的立論點，就是蕭氏與史太林之爭，乃普希金與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之爭的翻版。欲知史太林的宮闈生活，可讀Simon Sebag Montefiore的《Stalin: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》。
譯者又指「從某程度上來說，通過不斷強調歷史背景來理解一個音樂家的作品，反而是對音樂家的一種誤解，甚至輕蔑」。但若要有深度的談蕭氏生平及作品，不提他與蘇共之衝突，有如談巴洛克音樂，不提歐洲貴族（作曲家的老闆）；或談冼星海的《黃河大合唱》，不提抗日戰爭一樣。補充樂曲及作曲家的歷史背景，不是港樂場刊一貫取向嗎？用事後孔明的態度，來非議作曲家在鬼門關前的恐懼，方為輕蔑。
譯者引Bernard Stevens “No longer would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 music be in any way dependent on knowledge of and sympathy for its Soviet background”，他們譯成「聽眾若要理解他（指蕭斯達高維契）的音樂，不須再倚仗於對蘇維埃的歷史背景的認知和同情。」，並指「當中的 “sympathy”（同情）一詞尤其用得精準」。引文的sympathy，為贊同甚至支持之意，譯成「同情」，是港式的一對一譯法，該句譯文也像英式中文，可改為「現在要理解他的音樂，不必認識或支持其蘇聯背景」。
當代的俄文翻譯，首推Richard Pevear及Larissa Volokhonsky的夫妻檔。他們對俄英二文的掌握上乘，且對俄國歷史及文化風俗暸如指掌。他倆屢獲殊榮，實至名歸。翻譯難做，古典音樂場刊也不易寫，共勉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