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文署今年的喝采系列共有五套節目，打頭炮是芬蘭Avanti!室樂團與李垂誼於五月三十日的音樂會。這場的外交意義較音樂意義為重，因為今年是中芬建交六十周年，指揮Dmitri Slobodeniouk率樂團及獨奏先在北京演出一場才來香港。音樂會開始前先由芬蘭總領事及曾德成致詞，那個周末，「起錨」一詞是全港焦點，大官們的造勢遊街只是前一天的事，曾德成沒有以Avanti!來借題發揮，到底是局長的克制，還是沒人提醒他Avanti!有前進或「去馬」之意？
音樂會的上半場全為芬蘭作品，只得第三首西貝流士《戀人組曲》較為人熟悉，而這半場的編排，概覽了芬蘭古典音樂史：西貝流士有如神明、Rautavaara是在世芬蘭作曲家中最德高望重、Magnus Lindberg則是中生代的重要人物。下半場有兩首新鮮出爐的大提琴協奏曲，長度皆若二十分鐘，都是為了李垂誼與Avanti!的中國之旅而寫：Kirmo Lintinen《大提琴協奏曲》，和董昭民以王立平《紅樓夢》配樂改編而成的《憶紅樓》交響詩。
中國風韻對芬蘭前衛
李垂誼於《憶紅樓》的創作有重要角色，是他促使董昭民寫這首沒協奏曲之名，但有協奏曲之實的交響詩。中國大提琴家實應感謝李垂誼的推動，因為大提琴協奏曲曲目太窄，此曲更可能成為同類曲目中的《梁祝》。為甚麼要強調中國大提琴家？因為一如《梁祝》，外國的獨奏家應該興趣不大，除非演奏給中國觀眾聽。這是一首「新中國」式的管弦樂，用疑似中國民族旋律，寫西式的管弦樂。新中國式的管弦樂有其市場，但拿來給以「前進」為名、推動前衛音樂的樂隊演奏，似乎格格不入。
上半場的節目，除了西貝流士屬於古典的領域，Lindberg及Rautavaara都有相當前衛性，換句話說，並非大家聽慣的音樂。Lindberg《庫朗舞曲中國版》雖說是簡約主義，但與美國式的簡約主義如Philip Glass或John Adams不同。後者的簡約主義並不與傳統和聲割裂，有時更強調傳統和聲的意義，Lindberg的材料沒他們順耳，但《庫朗舞曲》也是以簡約主義式的重覆／小變化／重覆來運行，音響上的轉變包括樂器組合、音域（弦樂及長號）及音色（長笛及雙簧管分別兼吹低音長笛及英國號），材料上的變化有Lindberg慣常的無窮動及緩慢的交替。
Rautavaara《芬蘭傳說》（場刊的譯名《一個芬蘭傳說》是典型的新中國語病）雖然有三十幾年歷史，但對大眾口味而言是新銳曲目。此曲的詭異氣氛由音簇營造，在刺耳的音簇逐漸聽到類似旋律的動機，這動機與拉威爾《達夫尼與克羅伊》不少旋律有點相似。但旋律並非最值得留意之地方，背景的音簇似乎愈聽愈順耳，到底是聽慣了，還是由於作曲家不斷將音簇修整？樂曲結束之時，這音簇已不覺刺耳，不過仍然是音簇，而不是演變成和弦。這曲的新穎之處就是扭轉了音簇必然刺耳的觀感。
Kirmo Lintinen是樂團的鋼琴手，他的《大提琴協奏曲》卻沒有他演奏的份兒。他在場刊的樂曲介紹略帶自衛及自嘲，因為他開宗明義說這是調性的作品。的確，此曲不及Lindberg及Rautavaara兩首作品實驗，但不代表沒有嶄新的聲響，因為常聽到低音單簧管及圓號，不時與大提琴重叠或相撞。Lintinen的旋律雖非琅琅上口，但變奏色彩濃厚，從一句轉到下一句都有跡可尋，而且樂章之間雖有不同風格，但轉折自然順暢。
旋律不足以成大曲
據場刊所載，李垂誼深受王立平《紅樓夢》的曲調感動，將之介紹給董昭民。《紅樓夢》的旋律滿足到配樂的功能，但改編成交響樂曲則另作別論，因為西方古典音樂中，旋律只是起點。《憶紅樓》處理旋律的手法，有點像搖滾音樂的riff，不厭其煩的重覆，重覆夠了就換另一個旋律重覆。簡約主義的重覆，強調重覆之間的些微轉變，但這種riff-driven的重覆，洗腦式的要聽眾記住旋律。
Avanti!今年夏天的音樂節，有不少現代日本作曲家如一柳慧及池邊晉一郎的作品。很多二十世紀日本作曲家，一邊寫實驗作品，一邊寫電影配樂，就算嚴肅作品艱澀難明，要他們寫易聽旋律亦不是難事。一柳慧於六十年代為吉田喜重配樂，與池邊晉一郎合作的導演包括黑澤明及今村昌平，而實驗音樂與電影配樂並行的佼佼者莫過於武滿徹。接受不了當代音樂的聽眾，往往以為現代作曲家不懂作悅耳旋律。雖然西方古典或嚴肅音樂於二十世紀走過不少歧路，但新音樂的精神並非尋找好旋律那麼簡單。
就算接受《憶紅樓》欠缺實驗或前瞻性，以十九世紀或以前的標準來看，這種處理旋律的手法也不夠水平，因為欠缺變化，難以維持相度長度的music argument，何況所謂的民族旋律，只不過是jingle的程度，這些都是「新中國」式西樂難登歐西樂壇的原因。被譏為「呃鬼佬」的譚盾或陳其鋼等人，摒除了技術不足及民族自戀的弱點，在西洋找到一席位。李垂誼促成《憶紅樓》，為新中國音樂添加新曲，在好此道的中國聽眾間流傳本無不妥，但用它與前衛音樂旺盛的芬蘭作音樂交流，卻將新中國音樂的簡陋暴露人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