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復活節，柏林國立歌劇院於柏林愛樂廳演奏了全套馬勒交響曲，樂團為其駐院樂團柏林國立管弦樂團（Staatskapelle Berlin），指揮為布烈茲及巴倫邦。2008年底他們再起此壯舉，在維也納黃金廳先演頭半（第一至第五），今年五月三日完成後半，再到紐約卡內基音樂廳，在五月六日至十七日間，十二日內演十場。維也納及紐約的全集與柏林有一處分別，就是柏林那次並無演第十的慢板。此外，維也納黃金廳嚴格上並非現代音樂廳，設計未能容納馬勒的巨響，柏林愛樂廳雖然夠大，音響只屬一般，卡內基音樂廳應該是這三次全集中，最佳的演奏場地。
馬勒生平最後一場音樂會，就是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。他在紐約雖然賺到錢，但工作未算如意，大都會歌劇院總指揮之職輸了給托斯卡里尼，在紐約的最後樂季，紐約愛樂又想換走他，自己的作品又未能征服美國。這次卡內基音樂廳接下這全集，紐約欠他的債還清了吧？
執筆之時，筆者已看了全集的頭五場。第一交響曲由巴倫邦負責，他將小提琴分置兩旁，弦樂聲響並不大，這就叫是歐陸聲響嗎？又或者是巴倫邦奉行他在著作提出的「intense不等於loud」之概念吧。不過聲響的強弱對比也夠豐富，在第一樂章的結尾及第四樂章的開頭，他用了近乎自殺式的快速，對照第四樂章中後段濫情的慢速，可見巴倫邦很重視速度的對比。雖然聲響不大，但accent或其他要嚇人的地方，巴倫邦都做得很足及準。
翌朝聽了Alan Gilbert與紐約愛樂的公開綵排，主曲目正是馬勒第一，同場節目包括Peter Lieberson的新作The World in Flower，與之對應是馬勒第一中，被扔走的《花之章》。屈指一算，這樂季原來看了四次馬勒第一，其餘兩次是在香港聽迪華特，及在東京聽Dudamel。公開綵排中，指揮會盡量奏完一個樂章才指導樂手。Gilbert將於下季成為樂團的音樂總監，他的年紀及經驗令人有微言，看他的指揮手法，確實權威不夠。他的最大問題，是左手的指示太多，感覺到他很想向樂手證明他熟悉樂譜，但做了這麼多手勢，還要用說話再示範一次。
回到卡內基音樂廳，與幼嫰的Gilbert相比，是八十四歲的布烈茲，他連指三晚，第二至第四。布烈茲與巴倫邦可謂和而不同，因為布烈茲將小提琴全放左邊，但敲擊樂卻分置左上角及右上角，兩套定音鼔因而做出很均勻的聲響。疑似歐陸式的弦樂，在布烈茲則不適用。第二交響曲的第一樂章開頭，弦樂比前一晚的高潮還要響。布烈茲認真老當益壯，聞名的準確節奏尚未褪色，出場時健步如飛，更站足全場。
暫時將兩位指揮比較，巴倫邦的指揮較為刺激，對比較大，布烈茲的聲響則較華麗，這似乎與在他的錄音中，太過microscopic的印象大為不同。例如在《復活》第三樂章中段的巨響，或第四交響曲第一樂章的風暴，都營造得非常澎湃。另外指揮一過八十歲，通常都有拖慢的跡象，可能是年紀，又或者是想用慢速，將所有聲響及細節都展現出來，海廷克是一個例子。不過布烈茲卻一反慣例，不必拖慢，仍能讓聲響清楚呈現。但也要承認，布烈茲指揮的第二至第四，都不是那種頂心頂肺，或帶你坐過山車的難忘經歷。
然而布烈茲這三場演出，卻叫人深思當今錄音工業的問題。布烈茲的DG馬勒系列水準參差，只有最早的第六及最近的第八才算一流演出。其餘的錄音，不是音響上有問題（例如第九）就是演奏太悶（第二及三）。現在DG已很少為布烈茲錄音，但這才是最值得留下記錄的時候，哪管與現有錄音重叠。所以單以DG與布烈茲的關係來說，錄音工業（說的是大公司）的問題有二，一是錄音技術根本捕捉不到一流演繹，是人的問題多於機器的問題；二是決策者只顧支厚薪，根本不想去捕捉一流演繹，失敗的演奏卻照出如儀，被消費者離棄，自作自受。
第三交響曲的第一樂章，布烈茲可能太想令這長長的樂章不會肢離破碎，於是缺乏對比；不過第六樂章，卻打破前衛大師的冷感形象，溫暖又深情。第四交響曲則令人失望，因為布烈茲覺得這是一首「小型」交響曲，不想再用第二及第三的華麗聲響，不過在第一樂章的風暴之後，弦樂的狂熱演奏令人咋舌。第二樂章團長要用調高一個音的小提琴演奏，最後的猛力撥弦是高危點，因為調高了音的弦易斷。去到這裏，其他團長都會留力，但這位團長卻照樂譜指示大力撥，結果撥斷了E弦。雖然失敗了，但他對樂曲的忠誠令人佩服。
第五晚終於輪到巴倫邦，樂隊不單回歸小提琴分置左右，雄渾聲響也回來了。樂隊做出一個個駭人的高峰，如第一樂章結尾的潰敗，及第二樂章後段的爆發。第一樂章的小號獨奏及第三樂章的圓號獨奏，亦吹出平時聽不到的細節。第四樂章巴倫邦開始得很快，不過這是要為之後的減速留餘地，最動人之處並非此部份的高潮，而是之前氣若柔絲的極慢速。篇幅關係，一直沒提歌唱，在第五交響曲之前，有Thomas Quasthoff唱《Ruckert歌曲》。英國管並無濫情，卻表現出孤高，在最後一節Quasthoff的最弱音直通音樂廳頂部（筆者所在之處），唱出的情感並不是失望或逃避，而是恬靜安樂，當是這五場中最感人時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