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代，電影攝影及錄音技術突飛猛進，器材的重量、所需的電力及光源比以前大為降低，法國新浪潮走上街頭、即興感強的風格，與技術進步有莫大關係。不只是劇情片，紀錄片導演也大為受惠，可以追求比以往更為「真實」的紀錄片美學。1950年代尾，美國及加拿大有「直接電影」（Direct Cinema）的紀錄片派系，而差不多同一時候，法國則有「真實電影」（Cinema verite）的出現，第一部使用這個新字的作品，是Jean Rouch及Edgar Morin合導的《夏日紀事》（Chronicle of a Summer），此片的數碼修復版最近推出影碟，並會在「電影節發燒友」放映。
Morin是社會學家，Rouch雖為紀錄片導演，但關心的則是非洲。影片一開始，Rouch及Morin就像電視節目主持人般，與參加影片的Marceline Loridan淺淡影片的意圖，想看看普通人能否在攝影機面前，自然地談心中所想。Marceline覺得自己不能，但還是被派去街頭訪問路人，問他們「你快樂嗎？」。時為1960年的夏天，戴高樂（Charles de Gaulle）出山、法國政制改為第五共和已兩年，國家仍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泥足深陷。除了厭戰，法國人民也因為知悉軍隊在阿爾及利亞以酷刑對付戰俘，逐漸支持讓阿爾及利亞獨立。
《夏日紀事》的簡介通常都將「你快樂嗎」，當作影片的主要內容，但導演們讓觀眾看得到，這種街頭訪問未算成功，於是影片慢慢從簡短的路人訪問，變成於室內跟個別人物作較深入的訪談。主問及導演這些訪問的，多數是Morin，訪問對象有畫家夫妻、二十歲男學生Pierre、車廠工人Angelo、意大利女子Marilu等，另有兩位非洲黑人。能隱約猜到，他們其實是Morin圈子的人，黑人則由Rouch帶來。影片最初想以陌生人勾勒社會現況的企圖，慢慢變成同聲同氣的私人告白。
女人的痛苦告白
Morin較想刺激被訪者吐出心底話，Marceline及Marilu的告白是《夏》的重要場面。學生Pierre曾與Marceline有過一段姊弟戀，Pierre在訪問自責未能令所愛的女人幸福，他說的就是Marceline，攝影機向她左臂特寫，是一排刺在皮膚上的號碼。Marceline是猶太人，於德軍佔領法國時被抓進集中營，她的故事成為《夏》的高潮。她走過巴黎的協和廣場（Place de la Concorde），細數她家破人亡的慘痛回憶。
Marceline說她最恨的是集中營的醫生，囚犯們要脫清光，讓他決定誰入毒氣室，誰不用死。當然她沒被送入毒氣室，影片中沒有明言，筆者也沒從她的自傳查証，但從《大浩劫》（Shoah）等猶太大屠殺的紀錄片所知，納粹黨一心要殺光猶太人，特地留下來的一定有用。Marceline被送到集中營時十六歲，不會有幾大勞動價值，要做工用男人就行，留她下來，多數是做玩物，所以這樣恨那醫生。拍完《夏日紀事》後不久，Marceline邂逅並嫁給比他年長三十年的紀錄片先鋒伊文斯，成為他在公在私的好拍擋。
Marilu Parolini拋棄意大利老家的舒適生活，到法國找尋自主的生活。表面上自由自在，但收入不高，住的地方連暖爐都沒，她以濫交填補心靈空虛，Morin的質問逼出Marilu心底的失望及不安，但影片也帶出曙光，她交上令她安心的新男友，就是導演利維特（Jacques Rivette），他有出鏡但影片沒有交代其身份。Morin很可能是他們的媒人，他介紹Marilu入《電影筆記》工作，Marilu後來嫁給利維特，也在他一些影片做編劇。
Rouch負責的訪問則較Morin輕鬆，沒有刻意往對方心底裏鑽，既詢問兩位黑人對法國的觀感、在法國生活可有遇到甚麼難題，也從閒話中讓Marceline吐露對黑人的性恐懼，再帶出其他白人對黑人，有「跳舞很棒」的偏見，跳舞很棒即是代表性能力強。五十年前，黑人還以學生的身份出現在紀錄片，他們還未是法國人，但去到今天，「法國人」已經不限於白人了。
步入渡假旺季的八月，一眾被訪者及導演們一起到法國南部渡假，輕鬆的嬉戲一洗先前的沉重，去到影片最後的十分鐘，又出現難以預料的轉向。被訪者在放映室看他們的受訪片段，有人覺得自己的反應被誇張了，有人覺得Marceline在演戲，Marceline反駁說回憶都是真的。導演們未等影評或觀眾去批評影片，就自我批判一番，離開了放映室，Rouch向Morin表示對這次的實驗結果覺得失望，所謂「自然」地談心底話，觀者反應不一，兩人說聲再見，影片就此作結。
真正的陌生人訪談
《夏天紀事》上映時，刻意用「真實電影」這名稱做宣傳手段，但此標籤出奇地成為一種被視作客觀、能與美國「直接電影」抗衡的紀錄片派系，將兩者混淆為一的人也不少。「直接電影」頗在乎「牆上的蒼繩」的概念，要攝影機不干預、不挑起事件，部份「真實電影」的支持者也擁戴這種手法。從《夏》筆者看不到導演們想奠定一種紀錄片拍法，影片予人的印象是客觀或真實並非唾手可得，既然同一段受訪片段，有人覺得真，有人覺得假，就不如放鬆一點看，有甚麼看甚麼。熟人的告白，可觀度不一定比路人甲乙丙低。
《夏》上映後不夠一年，戴高樂決定停戰，容許阿爾及利亞獨立。簽訂停戰協議後兩個月，即1962年5月，Chris Marker及Pierre Lhomme走上街頭訪問路人，拍成《可愛的五月》（Le joli mai），《夏》做不到的「你快樂嗎」由Marker完成。Marker沒有像Rouch及Morin般拍一部紀錄片來質疑紀錄片這媒介，但追求客觀的觀眾或會覺得Marker的手法操控性略強，很想讓你從訪問中看到導演對巴黎的既愛既恨。《可》普遍以118分的短版流通，165分足本的修復版剛於本片康城影展放映，可能在年底來到香港。
尚有一部同時代的紀錄片，改用非常人工的方法去紀錄法國社會。憑《Going Places》及《Too Beautiful for You》等喜劇名揚海外的Bertrand Blier，第一部影片就是1963年《希特拉，不識他》（Hitler, connais-pas），只得二十四歲的Blier從不同階層，選出十一名互不認識的二十歲少男少女，到片廠單獨接受訪問。每位受訪者坐在空蕩蕩的片廠，有多部攝影機拍攝的不同角度，談他們的童年、家庭、夢想、愛情、工作等等。片段不是一個說完換另一個，而是自由的剪來剪去，有時更有一人回應另一人的錯覺。可以街頭、可以片廠、可以路人、又可以熟人，都是「真實電影」，看來都無謂太認真看待這個標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