塔維安尼兄弟（Taviani Brothers）的導演作品，雖不乏文學改編，但他們也有佳作出自原創劇本，有時從原創作品更能見到他們對政治、歷史或電影藝術的取向。他們於六十年代初出道，與伊文斯（Joris Ivens）合導紀錄片，已看得出他們有左傾的政治取向。但與同一時間出道的導演，如貝托魯奇（Bernardo Bertolucci）、帕索里尼（Pier Paolo Pasolini）、奧米（Ermanno Olmi）及貝洛奇奧（Marco Bellocchio）相比，塔維安尼兄弟作品的政治性沒那麼明顯，甚至相對上反動。
1974的《阿隆桑芳》（Allosanfan），片名為一個小角色的名字，出自《馬賽曲》第一句（Allons enfants，來吧孩子）的意語誤譯。故事發生在1816年（不是節目介紹說的1861年），拿破崙倒台，意大利昔日的皇權勢力復辟，革命黨人被追捕。Fulvio（馬斯杜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飾演）本為富家子，為追隨拿破崙離家，被捕後不肯透露首領行踪，當權者於是將他釋放，胡扯他已洩密，從而打亂革命餘黨的團結。
但Fulvio又真的打算放棄革命，想與一別多年的家人重聚，並領回與革命戰友所生、匿藏於鄉間的兒子。即使Fulvio的家人，甚至Fulvio自己不斷出賣他們，舊戰友仍不斷把他拉回革命行列，策劃在西西里島煽動農民起義。豈料農民把他們當成瘟神，將他們亂棍打死，包括臨陣退縮的Fulvio。
與其說這是一部關於革命的電影，不如說是反革命的電影。歐洲極左的恐怖活動，逐漸蔓延至意大利，亦漸趨血腥。雖然貝托魯奇及貝洛奇奧六十年代的作品，甚至遠在日本的若松孝二及吉田喜重，都有對狂熱的革命份子予以嘲諷及譴責，但《阿隆桑芳》就對革命本身也持有懷疑，於1970年代可說是不合時勢。Fulvio的戰友行動魯莽只是其次，而是革命根本與人倫親情為敵，戰友不但阻止Fulvio和家人團聚，就連Fulvio孩子的母親，也不把孩子當一回事，革命最重要。如果導演真的要藉《阿隆桑芳》借古諷今，他們明確地對革命投了反對票。
知識就是革命
覺得《我父我主》（Padre Padrone）是一部政治電影的論者不少，主人公的「革命」並不是拿起武器，而是以知識及文化，和父權及貧窮對抗。電影改編自Gavino Ledda的自傳，他也在電影的開始及結尾亮相。電影史中，恐怕沒有幾多作品，會在第一場便如此震撼。二戰後的意大利，雖推行強逼教育，但在鄉下根本難以執行。Gavino生於薩丁利亞島，父親是牧羊人，影片第一場，就是父親跑到學校，在師生面前把六歲的Gavino帶走，逼他去看羊。
這一情節已夠賺人熱淚，但導演的好戲在後頭。父親聽到孩子嘲笑Gavino，回頭喝罵他們「明天輪到你們」。我們聽到孩子們的心聲：「千萬不要」、「最好叫弟弟去看羊」、「我很怕」、「求求主，快殺死爸爸」，心聲合成很大的噪音。評論說「你不會看過、甚至聽過像《我父我主》的電影」一語中的。Gavino在山上留到二十歲，期間他沒讀過書，也沒學過意大利語，只會說方言。後來他出城去當兵，才發覺世界之大，急起直追，成為語言學教授，並寫成這部自傳。
除了把心聲混成噪音，塔維安尼兄弟對聲響及音樂的運用也有一手。Gavino的牧羊世界裏，完全沒有音樂，甚至連山歌都沒。Gavino初上山，最恐怖的不是黑暗，而是大自然的聲響，包括風的狂嘯，動物的嚎叫。音樂也代表解放的力量，有藝人過路，以手風琴演奏圓舞曲大王史特勞斯（Johann Strauss）的《蝙蝠》序曲，是Gavino第一次接觸音樂，成為他追求自由的動力。他遵從父親，在軍隊學無線電，回家後仍未下決心脫離父親的魔掌。最後他在父親用餐之時，開收音機聽莫扎特《單簧管協奏曲》，便成了父子的最終角力，父親着他關掉音樂，他不願，父親便把收音機扔進水。Gavino動手反抗，最終把父親收服。
《我父我主》不但是塔維安尼兄弟的成名作及代表作，也不幸地成為他們難以超越的巔峰，他們也不甘重複自己。老實說，再拍一部玩弄聲效，或講意大利鄉村的電影有多難？幾年後就有奧米的《木屐樹》（Tree of the Wooden Clogs）。塔維安尼兄弟成就最接近《我父我主》的，莫過於1982年的《聖羅蘭素之夜》（Night of the Shooting Stars），故事及劇本為原創。
向羅西里尼致敬
塔維安尼兄弟視羅西里尼（Roberto Rossellini）的《遊擊隊》（Paisan）為他們觀影的開竅作品。《聖羅蘭素之夜》與《遊擊隊》的歷史背景一樣，都是在二戰末期，法西斯雖被推翻，但納粹德軍旋即佔領意大利，和揮軍北上的美軍頑抗，意大利人民夾在中間，害怕美軍未到，便被德軍或法西斯餘黨拿來陪葬。活在現代的婦人，在聖羅蘭素之夜，向小女兒憶述數十年前同一晚的故事，婦人當時只是六歲小女孩。
德軍訛稱為了市民安全，着他們躲入教堂。老伯不信，漏夜帶同願意跟隨的市民偷走。但要走去哪又不知道，在郊外亂走，和法西斯餘孽在麥田激戰後，才於聖羅蘭素之夜逃到安全的地方。一覺醒來，美軍已把城市光復，而德軍的確把仍留在教堂的市民殺光。
《聖》最為人津津樂道，是其「魔幻寫實」情節，例如有一位來自西西里的婦人，一聽見美軍有一兵團是由西西里人組成，便不顧危險離開大隊。她「見到」一群西西里人向她熱情問好，實質是她死前的幻覺，她被德軍槍殺，這一段和應了《遊擊隊》於西西里島發生的第一個故事。麥田激戰，則和《遊擊隊》最後一個故事（發生於北部的波河River Po），反法西斯遊擊隊被俘擄之後被處決互相呼應。麥田激戰還有一處奇想場面，給我們講故事的小女孩，快要被法西斯槍殺，她緊閉雙眼唸「咒語」，麥田即變成古希臘戰場，想殺她的法西斯被古希臘士兵萬矛穿心。她有此聯想，因為爺爺常給她說希臘神話的故事。
常說塔維安尼兄弟在《聖》的狂想片段，為羅西里尼的新寫實主義加入魔幻寫實的元素，他們往後的作品有時會出現幻想情節，但偶一為之的奇想或狂想，是否去到馬奎斯（Gabriel Garcia Marquez）那種魔幻寫實的層次，當另作別論。這種論調不但為塔維安尼留下不當的標籤，同時也有點曲解魔幻寫實，並低估了電影一貫的幻想力。塔維安尼兄弟《我父我主》及《聖羅蘭素之夜》以外的作品曝光不足是不爭事實，但是否完全被低估就見仁見智，惟望他們能延續《凱撒必死》的實驗精神，為今天的觀眾提供回顧舊作的誘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