拍錯手的結構性矛盾

康文署喝采系列第二炮,愛默森弦樂四重奏(Emerson String Quartet)的音樂會於六月四日假大會堂音樂廳舉行。上次看這團已有十年,最記得觀眾特別愛拍手,幾乎每個樂章都拍。這晚的開場曲目,莫扎特《不協調音四重奏》第一樂章後就有此情況,帶位員竟帶遲到觀眾入座,台上四人均目瞪口呆。如斯情景在四年前某港樂音樂會見過,也是大會堂,也是莫扎特第一樂章後,也是拍錯手造成帶錯位。

帶位員的無知難以辯駁,不過西方的音樂廳帶位員又是否「有知」?筆者去年五月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看馬勒交響曲全集,十場音樂會由巴倫邦及布烈茲交替指揮。有人問帶位員:「今晚輪到誰指揮?」「我不知,你自己看場刊。」這些「無知」帶位員會否帶錯位?他們都有節目流程,記下樂曲及樂章長度,這系列某些場次沒有中場休息,但可以在第一樂章後入場,大約時間已寫在流程上。

從這次拍錯手帶錯位,看到的第一個結構性矛盾,就是由康文署管轄的大會堂及文化中心,並非藝術組織,只不過場地,與泳池或遊樂場無異。沒有藝術殿堂的自覺,只當音樂廳為場地來管理,服務音樂變成服務規則,於是帶位員一見觀眾有些微異樣,即如狼似虎地伸張正義,不顧專注中的觀眾及表演者;並以場地管理者權威,踐踏音樂會的標準入場規矩,丟人現眼。

觀眾非樂迷 樂迷非觀眾

拍錯手這問題,典型的結論是「觀眾水平太低」。容我再以巴倫邦作話題,他和樂團完成紐約的馬勒全集後數天,於柏林勃倫登堡門慶祝聯邦德國成立六十周年,曲目為貝九。第四樂章中段,音樂雄壯地小結,即響起掌聲。柏林的觀眾的水平低嗎?露天音樂會不乏趁熱鬧者,觀眾不一定是古典樂迷。愛默森四重奏這場,拍錯手的觀眾全場前後左右都有,筆者的結論並非「觀眾水平太低」,而是更令人擔心的「他們根本不是古典樂迷」以及「香港的古典樂迷死光嗎?」姑勿論愛默森四重奏是否名過其實,康文署請這種名氣的四重奏來港,受眾自應為水平較高的觀眾。若水平高的四重奏要與水平低的觀眾配對,水平略低的表演者更難生存。

香港古典音樂界另一深層次矛盾,是應該入場聽音樂的,呆在家聽唱片;應該在家聽唱片的,卻在場內擾人自擾。音樂廳是肅靜的環境,要正襟危坐,不容交頭接耳。對於未到熱愛程度的觀眾來說,是很殘酷的考驗。在家聽古典音樂,可以隨時中斷,這曲不合聽可以跳下一首,比現場觀賞更適合初哥,尤其是年青人。上堂時,學生五分鐘內不談話已非常難得,你卻要他們在音樂廳安靜兩小時?帶小孩聽布魯克納交響曲更加離譜。大人亦不見得自制,近年愈來愈多人將音樂廳當辦公室,整場音樂會都在打電郵。

六月五日聽港樂的蕭斯達高維契《第十一交響曲》,當晚不少「收到電郵」的觀眾憑printout取票。支持或反對送飛,也應知道音樂史的一件小事:馬勒《復活交響曲》的世界首演由他自資舉辦,絕大部份門票都是開場前送出去。筆者關注的卻是「香港的古典音樂受眾在哪?」最近聽音樂會,場刊都附上一張問卷,正常程序,但筆者不安:樂團的決策會否被為數不少的casual listener主宰?場外的古典樂迷怎樣發聲?

擴闊受眾定義

兩年前卡拉揚一百冥壽,唱片公司推出三十八張CD的「交響曲系列」,香港只賣五百多元。超廉價唱片盛行,最應該擔心的不是生產正價唱片的公司,而是管弦樂團。就算港樂如何進步,都追不到卡拉揚的柏林愛樂吧?一張港樂門票賣一百至四百,就算聽足十年,都不能聽齊該卡拉揚系列的貝多芬、布拉姆斯、布魯克納、海頓、孟德爾遜、莫扎特、舒曼及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。有音響發燒友則以炒賣價,收集他們認為靚聲的頭版古典CD,所謂炒賣價也不過是數百元而已。

香港古典音樂團體,面對樂迷的流失,抱着以新人換舊人的心態補救,將「如何滿足古典樂迷及提升賞樂水平」的問題變成「如何吸引人聽古典音樂」。後者雖乃大是大非,卻令節目編排原地踏步,甚至益加反智,與有要求的樂迷距離愈拉愈遠。請明星獨奏家一招也見失效,非但只得少數獨奏家能售罄外,更試過明星鋼琴家都要半賣半送。觀眾已出現「明星疲勞」,畢竟彈來彈去都是那幾首協奏曲,明星也不能與巨匠相比,聽多幾次就厭。

樂迷不入場,樂隊水平、曲目、票價並非全部原因。香港這十年生活更趨急速,等開場等廁所等離場都是時間,在家聽唱片不但省錢省時多選擇,更可以multi-tasking,一邊聽音樂,一邊工作、做家務或其他娛樂。港樂並不踴躍將音樂會錄音,就算授權電台轉播,也是限時限刻,不能隨自己方便收聽。觀眾不是樂迷、樂迷不是觀眾這結構性矛盾,並非市場推廣能解決,應當成藝術策劃的一部份。推高入座以外,樂團更應思考如何擴闊觀眾的定義,將不入場的樂迷也收納為樂團的受眾,例如製作自家唱片、全部音樂會網上免費或收費重溫、甚至省卻音樂廳一重,將音樂會在網上舉行。香港古典樂迷還未死光,只怕被人視若無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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