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中心音樂廳的音響為人詬病，政府痛定思痛，邀請奧雅納工程顧問（Arup）思考對策。他們在港樂及香港中樂團的音樂會中收集數據，於幾個月內提出改善建議。為集思廣益，康文署亦廣邀圈中人出席會議。顧問提出建議之後，到底政府會不會接納，以及接納後見效與否則不得而知，而且還有一項重要制限，就是西九落成之前，不會在文化中心進行建築上的改動，即是說拆卸重建並非即時選項。
大會堂能滿足大部份觀眾，於是文化中心的失敗例子，令不少樂迷深信長方型或鞋盒型音樂廳（大會堂）比圓型或「葡萄園」音樂廳優勝，從而結論文化中心之所以失敗，就是採用葡萄園設計之故。葡萄園設計於二戰後興起，以回應鞋盒型的局限。十九世紀末的鞋盒型音樂廳（例如維也納黃金廳）去到一千五百人左右就很難再加大，如果加長音樂廳，後面的觀眾會聽得很細聲，加闊會令殘響減少。或者將樓座加大，往舞台方向擴展，但這是下下之策，因為「有瓦遮頭」是音響大忌，被覆蓋的地方聲音會變得很差。
文化中心的堂座近半有瓦遮頭（相片中黃線內部分），這些位置正是文化中心音響最恐怖的地方。種葡萄需要陽光，怎可能被石屎擋着？柏林愛樂廳將「無瓦遮頭」的哲學發揮得淋漓盡致，除了貼近牆邊的座位，從地面到山頂都無瓦遮頭，上面就只得屋頂。採用類似設計的有萊比鍚布業大樓、慕尼黑Gasteig愛樂廳及東京川崎Muza交響廳。不過葡萄園音樂廳的失敗機會較高，最成功的柏林愛樂廳也要用幾年修正。文化中心畫蛇添足，建一個大騎樓，自招失敗，神仙難救。
排除場地因素
筆者無意盡數文化中心的缺點，但發覺文化中心衍生很多怪論，「失敗只因葡萄園」只是其一。幾年前迪華特試將小提琴分置左右，在場內常聽到人說，迪華特這樣做是因為文化中心音響差。無論小提琴全放左邊、還是分置左右，都不能改變文化中心音效差的事實，迪華特試了一年多便將小提琴歸位。靚聲如維也納黃金廳，同一隊維也納愛樂，有些指揮將小提琴放一邊，有些放左右，以指揮的取向及口味、或樂曲的要求而定。
駁斥有關文化中心的誖論，不代表筆者擁戴文化中心。整頓音響不只是為了少數的發燒友，入門者如買錯差勁的位置，留下的壞印象並非針對文化中心，而是古典音樂，他們會覺得「這些爛聲響就是古典音樂？以後不聽了」。對於有相當資歷的聽眾而言，周光蓁講得最好，改善音響，是為了將台上演奏者做出的聲響，準確傳送給台下的聽眾。
演奏者將失敗歸咎於文化中心，他人又難以反駁。周光蓁1月19日於《南華早報》的文章，引述雨果製作易有伍之言，謂頂級樂隊能超越文化中心的局限。對此甚有同感，然而強者雖不受影響，但二流演奏會變三流，平庸演奏會不能入耳。若某次演奏欠佳，很有可能在其他場地不會那麼差，所以改善文化中心音響，就是要將場地因素減至最低，令「場地」不再是解釋現象或自我開脫的方便理由。
位置不同與意見不同
藝團盡量將樂評人安排於同一行，以求將位置分別減至最低，然而文化中心卻令樂評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常聽見「每個位不同聲」的言論，不單是區域之別，在同一行、坐相連位都會音效殊異，此乃文化中心的最大迷思。若樂評甲大讚、樂評乙大彈，說句「位置不同」，大家一笑置之，這是「古惑的Hall」嘛。筆者不相信文化中心那麼古惑，樂評人被分配來來去去那些位置，熟習環境不難，除非只聽大明星，一年只去文化中心兩三次。克服場地是樂評人工作的一部份，不應輕易向文化中心投降，放棄主見。在靚聲音樂廳也會有意見分歧，難道又要請顧問公司去維也納？
有主見是評論者的必要條件，但要盡可能將主觀意見以充足論據、有邏輯地表達。如果做不到這點，可能意見真的太主觀，或者寫作能力未夠。「我們位置不同，哈哈哈」雖是和平的下台階，但無助交流。相反，論者更應重視如何闡明自己的意見，可惜香港的速食文化，期望「專家」一鎚定音，將「好」「壞」「五粒星」等同評論，忽視好壞背後的論據，若將問題及理由說得具體一點，就說你拋書包扮專家。不少讀者為了肯定自己的觀點而讀評論，相同就是「英雄所見略同」，跟自己不同就是「冇料到」，亦是多元思想的大敵。
意見不同可以是雙方都對，但不代表無可無不可，分歧可能因要求太高或太低，經驗、知識、準備、耳力、集中力的分別，甚至有個人利害等非場地因素造成。英雄未必所見略同，意見相同的，又不一定是英雄。到底是位置不同所以意見不同，還是不能接受異議才以為每個位不同聲？最怕就是嘴巴說「位置不同吧」，另有一番心底話。西諺有云「許願要小心，夢想會成真」，藝團及演奏家們，你們預備好放棄「古惑的Hall」這塊擋箭牌沒有？觀眾及樂評又能不能面對思想的差異？沒了下台階，日後在文化中心或西九，或會出現樂評人圍毆的奇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