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零九年度亞洲青年管弦樂團的香港站，剛於八月十三及十四日舉行，頭場由龐信指揮，筆者看的尾場，指揮為巴密特（Matthias Bamert）。這場的節目安排，頗像Stokowski偶而採用的「顛倒節目」，即將慣常的序曲－協奏曲－交響曲的次序倒轉。
上半場為布拉姆斯《第四交響曲》，下半場先演莫扎特《第二十鋼琴協奏曲》，之後為柴可夫斯基《利米尼的法蘭切斯嘉》。雖然《法蘭切斯嘉》並非序曲，但少見以此曲作結尾，不過以音量來說，用這曲作結，較布拉姆斯更能帶起雷動掌聲。巴密特曾在Chandos灌錄一系列Stokowski的管弦編曲，而Stokowski確曾將布拉姆斯第四及《法蘭切斯嘉》分置上下半場，這晚的安排是巧合嗎？
上一次看亞青已是三年前，但印象中比同年訪港，由杜托華帶領的廣東音樂夏令營青年樂團遜色。入場前抱這個問題：能不能將亞青這場音樂會當作職業樂團來評論？換個說法，可不可以忘記這樂團的意義，只談音樂？上次看亞青，就有「終歸是青年樂團，不能認真談」的感覺。三年來，就當亞青沒轉變，自己也有新的體驗。經歷過杜達美的委內瑞拉Simon Bolivar青年管弦樂團，明白到青年人認真起來，可以比職業樂手更有看頭。意義大於一切這句話，只是水準不足的藉口罷了。
管弦失衡的布拉姆斯
傳統智慧將交響曲放到下半場自有道理，將布拉姆斯第四放在啟首實在冒險，因為暖身機會近乎零。不過亞青一出場就準備妥當，單憑這點已教不少職業樂隊汗顏，而以一隊只得短暫集訓的樂團來說，弦樂的確練得太好了，無論齊整或音色的圓潤，甚至表情都超出本地慣常水平。但為甚麼說太好呢？通常只會投訴聽不到弦樂，不會投訴弦樂太好。
先談亞青編制，當晚的弦樂手約六十餘人，布拉姆斯第四是雙管編制，樂團將雙管加倍。以現代樂團的弦樂編制來說，用四管奏布拉姆斯無可厚非，但加倍後的亞青木管，仍然被弦樂的聲響蓋過。這是否不應挑剔的先天不足呢，到底亞洲職業樂手中，弦樂也是比其餘部份優勝。不過這點並非技術問題，而是弦樂與木管用了不同標準去看待布拉姆斯的音量指示。
布拉姆斯的音量指示頗為克制，也反映了古典派的作風，p與f的對比是相對，並非絕對強弱，所以不用太literal的看這些指示。就舉第一樂章開頭，弦樂及木管都是p，弦樂採用了「相對音量」，音量實淨，不太吵，木管卻用「絕對音量」，於是弦樂便凌駕所有。而指揮似乎有將這曲分成弦樂奏旋律，管奏以和聲伴奏的傾向。但總覺得這首交響曲中，弦樂與管樂並非明顯的從屬關係，而是緊緊相扣。之所以說弦樂奏得太好，除音量以外，還包括將音符奏得太足，即太盡責的保持整個音符的強度，沒有留空間給管樂，於是管樂變成與旋律貎合神離的背景。
年青奔放的柴可夫斯基
《法蘭切斯卡》則是從開頭已經無保留的灼熱，中段的單簧管獨奏出乎意料的成熟淡定。但最教人意外，是弦樂的熱情，尤其是在中段的寧願部份之後，在第463小節的旋律，毫無預兆的爆發出來，如果青年人都不能熱情的演柴可夫斯基，似乎都更難期望職業樂手做得到。此曲的每個高潮都做到響而不吵，銅管及敲擊固然控制得宜，弦樂夠份量才是關鍵。至於管樂及弦樂的平衡問題，筆者也希望木管的獨奏能再突出一點，但始終柴可夫斯基與布拉姆斯的風格不同，前者的主旋律的確應具壓倒性。另外，樂曲結束前約一分鐘，弦樂有另一爆發位置（第682小節），整個半音音階連續十二個音都有accent，當晚就做不出這突出效果，除此以外，也沒有甚麼可以挑剔。
用得上挑剔這字眼，只因亞青已達值得評論的水平，亦可以忘記樂團的意義所在，或執着於首席是哪國人、今屆的中國人少了還是多了……單聽音樂就成了。這種「意義」樂團，要交出好的音樂，才能帶出背後的訊息。例如辦一個雲集不同種族或國家政制的樂團，但音樂成果不濟，就證明「音樂能超越種族及政治」這意念行不通。再舉委內瑞拉的El Sistema，這個以音樂拯救貧民的概念已有三十年，但為甚麼要在近來才有人提及？正是在這十年內，El Sistema將旗艦樂團Simon Bolivar青年管弦樂團練到天下無敵，並輸出杜達美這天才，才會令國際注視到背後的崇高理念。期望亞青步入第二十年，能鞏固近來的成果，並繼續精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