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英國過了兩天後，於二月二十日抵達巴黎，目標就是剛開張的巴黎愛樂廳（Philharmonie de Paris），聽了楊遜斯指揮阿姆斯特丹音樂廳樂團演奏馬勒《第四交響曲》，那場的評論在四個月前寫過。第二日又上火車前往德國埃森（Essen），再聽一次馬勒《第四》，但指揮及樂隊不同。音響發燒友會用馬勒交響曲來試機，筆者用同一首馬勒交響曲來試Hall，道理都是差不多。
埃森位於德國西部的魯爾區（Ruhr），熟知歐洲近代史的朋友，應該知道那兒是德國重工業、尤其是鋼鐵業重鎮，和德國的軍事擴張息息相關。德國在一戰戰敗後，魯爾區在《凡爾賽和約》劃為非軍事區，禁止德國駐軍，法國乘機進駐，直至希特拉1936年無視禁令揮軍重新掌控為止。
埃森愛樂廳（Philharmonie Essen）和歌劇院Aalto-Musiktheater Essen（由芬蘭著名建築師Alvar Aalto設計）一起座落埃森市公園之內，距離埃森火車站只是八分鐘步程。愛樂廳的主場館叫Alfried Krupp音樂廳，Krupp就是那個顯赫的德國鋼鐵家族，亦是納粹黨的主要軍火供應商。Alfried Krupp（不要和他的外曾祖父Alfred Krupp混淆）是家族生意最後一個掌舵人，因為他死後，後人無心經營，生意輾轉成為今天ThyssenKrupp集團的一部份，香港有不少這間公司生產的升降機及扶手梯。
勝在平均
於音樂版圖中，埃森不如柏林、慕尼黑或漢堡，它沒有頂級的樂隊及歌劇院，但埃森愛樂廳卻不時和頂級樂團的名字扯上關係，因為它邀請外隊的密度，遠遠高過其他德國小城，還有每年初夏的魯爾鋼琴節（Klavier-Festival Ruhr）。這場演出是由Thomas Hengelbrock指揮漢堡北德電台樂團（NDR-Sinfonieorchester），上半場由Patricia Kopatchinskaja演奏Gubaidulina《第一小提琴協奏曲》，下半場奏馬勒《第四》。
Alfried Krupp音樂廳經重整後於2004年重開，是1900座位的鞋盒廳，和傳統鞋盒廳不同之處，包括舞台後有大約三百位的合唱席，另外堂座棄用傳統鞋盒廳的水平設計，從第一行開始逐點向上斜，去到第三十二行的末席，高低相差了兩層。據資料所示，傾斜的堂座可以用內置的機械調較到全平，移去座位後可以舉辦舞會之類的活動，這一點符合了西九音樂廳的要求。
筆者的位置在第二十行，單從音量而言，這裏的第二十行比傳統鞋盒廳（例如維也納、波士頓或漢堡）的第二十行為弱，不過上半場的小提琴獨奏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。題外話：Gubaidulina這首協奏曲開始不夠一分鐘，就有觀眾離場。筆者翌日在Aalto-Musiktheater看Ligeti的歌劇《大骷髏》（Le Grand Macabre），中場休息後就少了約三分一的觀眾。可以說埃森的觀眾沒有柏林或慕尼黑開明，但亦可以說他們的「身體最誠實」。
Alfried Krupp音樂廳的音響不算標青，但勝在平均，假若要筆者從它及伯明翰交響廳二選一帶回香港的話，筆者會選埃森，雖然這是一個很個人而且艱難的決定。去到馬勒《第四》的「試機位」，即是慢板的「天國之門」時，相比起前一晚在巴黎所聽到的一條條整齊的線，這次終於有像樣的喧鬧高潮。
台後大過台前
二月二十三日回到巴黎，到法國電台大樓（Maison de la Radio）聽海廷克指揮法國國家樂團（Orchestre National de France）演奏布魯克納《第九》。主廳（Auditorium）是將兩個錄音室打通而成，於去年十二月啟用。可能就是從兩個小廳而來，這廳的設計頗為奇怪。它是一個圓廳，但如果從指揮台畫一水平線，線以後的座位都是台後席的話，這場館的台後席竟然佔全部座位的大約六成。
難怪筆者只能買到台後席，所處的角度大約是指揮的九點鐘位置，高度比舞台高一層。這不算判斷音樂廳音響的好位置，亦絕對不是給VIP的座位，但竟然又在隔幾個座位見到豐田泰久，三天前才在巴黎愛樂廳見到他。原來這廳又是他任職的永田音響設計（Nagata Acoustics）的出品，即是說他一邊做巴黎愛樂廳，一邊做法國電台大樓主廳。在此台後席的印象，是音響一如豐田泰久一貫的乾淨清晣，但沒有巴黎愛樂廳那般怪異、聲音亂走、應糅合的聲音不能糅合。在這麼狹小的空間做到一個一千四百座的音樂廳，算是成功了。下周再談一個由豐田泰久設計的圓型音樂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