室樂的供求關係

飛躍演奏創辦兩年來,節目以器樂獨奏為主,今年六月的最後一個週末,舉辦了首屆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,由大提琴家李垂誼作藝術總監。樂手大約分三個陣營:四位芬蘭樂手(其中小提琴家Pekka Kuusisto因傷退出)、四位本地或內地樂手、另加為飛躍演奏作開業演出的阿根廷鋼琴家Ingrid Fliter與俄羅斯單簧管家Anton Dressler的情侶檔。Kuusisto的退出導致「燭光下的巴羅克」(弦樂三重奏版的《高特堡變奏曲》)被取消,除此以外,四日間尚有五場演奏,以及兩場小型音樂會,筆者看了六月二十六日的兩場。

頭場全為東歐曲目,想集中講上半場的柴可夫斯基《第一弦樂四重奏》,及下半場德伏扎克《第二鋼琴五重奏》,因為它們多數由專業旳弦樂四重奏演奏。這次音樂節甚為着重上述三個樂手陣營的自由配搭,若期望他們能像專業弦樂四重奏般純熟,恐怕不切實際,而且節目緊逼,五湖四海的樂手未必夠時間磨合。話雖如此,他們在兩首樂曲都展現專業弦樂四重奏少見的raw energy。中國年輕小提琴家楊天媧憑她在Naxos的Sarasate系列薄有名氣,在兩曲她都擔任第一小提琴,技術鎮得住各人,不過樂器就有點勉強,中國小提琴家的發展未及日本小提琴家,缺乏優質樂器是勝敗關鍵。

德伏扎克的大提琴是Tomas Djupsjobacka,他是新進的Meta4四重奏的大提琴手,他可能是這次音樂會的最大發現。Djupsjobacka的尾針放得很長,琴身高而斜,第一把位的左手位置比耳朵高,運弓用很多肩力,揉弦較慢。光聽Djupsjobacka在德伏扎克五重奏的大提琴引子,已可忘掉其他部份,如此大而暖的tone不單在新秀,連大師也罕見。

同晚十時為探戈之夜,主力為李垂誼及鋼琴家Jarkko Riihimaki。李垂誼的首張唱片,已跟Riihimaki合奏三首芬蘭探戈。這場一小時多的音樂會,選曲包括傳統阿根廷探戈(La CumparsitaEl Choclo及Carlos Gardel的El Dia Que Me Quieras)、Piazzolla的新探戈(Adios NoninoLibertango),以及芬蘭探戈。後者聽到的機會不多,就以筆者而言,多數在Aki Kaurismaki的電影中聽到沒精打采的演奏,但印象最深刻的卻是Frank Zappa在1974年於赫爾辛基的演出,特地為芬蘭觀眾演奏Satuuma,在這晚重遇此曲,滿心歡喜。

古典音樂家演奏Piazzolla已非特別事,這晚Libertango一出,身旁就有人說「馬友友」。不過筆者認為馬友友的Libertango是「古典人奏Piazzolla」的反面教材,因為他將這曲拉得太chill out了。這場眾樂手的演奏是典型的古典人Piazzolla,傳統的古典音樂訓練,奏不出地道的Piazzolla。首先Piazzolla的銳利節奏,鮮見於古典音樂;現今古典音樂的標準揉弦,是整個音穩定的揉,但Piazzolla的要求複雜得多。聽Piazzolla的小提琴手Fernando Suarez Paz,拉一個音有時是稍微從低滑上去(與Grappelli的滑音頗相似),揉弦的幅度時廣時狹時停,運弓力度及落弓位置的變化也大。Piazzolla的音樂彷彿有樂譜難以表達的verbal tradition,偏偏古典音樂訓練着重以樂譜習曲,促成古典樂手的無味Piazzolla。聽過的古典Piazzolla中,只有Richard Tognetti認真的重現那種弦樂發聲,Kremer也不合格。想聽正宗的Libertango,請聽Piazzolla自己的The Vienna Concert唱片。

音樂節前數天,《明報週刊》有李垂誼及陳潔的專訪,觀眾以為室樂曲高和寡是話題之一。由此想起希臘作曲家Nikos Skalkottas(1904-1949)的作曲取向,他同時作有調及無調音樂:管弦樂給大眾聽,所以用調性;室樂是小眾玩意,可以用無調實驗。室樂少人聽這現象是世界性,但室樂真的是「曲高」嗎?海頓四重奏應比布魯克納交響曲易聽吧?不過,炫技的協奏曲或獨奏曲,就較室樂易得人心。

觀眾偏見可能是最佳解釋,但供應層面也大有文章。管弦樂團是一間公司,固定舉辦活動,為樂師提供穩定收入,室樂難有如此規模。《明週》的專訪也有提及另一原因,就是專業樂手中,要不是獨奏家,就是任職管弦樂團,前者未必青睞室樂,後者則只能在工餘奏室樂。稍作補充,柏林愛樂可能是最重視室樂的管弦樂團,它規定樂師要撥出時間奏室樂。將室樂變成樂團工作的一部份,是很常見的室樂推廣方法,樂團的外展工作往往包括室樂。

此外,管弦樂手的工餘時間與上班族不同。上班族在公司收一份薪水,就是全部收入,在現今的職場中,下班後難有不影響睡眠、收入又不差的兼職。管弦樂手卻有更多外快時間及機會,例如教學或為流行音樂伴奏,雖說大多數樂團的薪水委實不遜打工仔,但多勞多得無可厚非。所以對管弦樂手來說,奏室樂犠牲的不單是休息時間,亦包括工作機會。除賺少了錢,往往還要倒貼,例如租場地及做宣傳。

筆者贊成李垂誼指政府應將室樂團體(例如弦樂四重奏)當成藝團般支持。對筆者來說,為有心奏室樂的管弦樂手提供報酬,並非市儈誘因,而是誠實勞動的合理回報,令他們可以將室樂當成有付出有回報的工作,而非貼錢買難受或無薪加班。一年一度的密集室樂節以外,細水長流的支持一隊弦樂四重奏,也是推廣室樂的好辦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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