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揮先行續約（按：此句並不正確），才輪到樂手續約；有人在綵排被罵走，要告上法庭；某聲部被全面整頓，首席堅信自己實力，堅信到拒絕試音；小朋友受不住臭港空氣，慈父搬到美利堅，還在那邊接新工作。就這樣，港樂與迪華特過完第三年。
全季最佳音樂會，有杜托華在六七月的《天方夜譚》、華格納之夜及巴列夏指揮的海頓及莫扎特（巴列夏暫定明年十月再與港樂合作）。獲好評的馬勒第三，筆者則無暇觀賞。迪華特在藝術節的馬勒第七，平平無奇，或與續約事件有關。馬勒系列將重演第四，令人摸不着頭腦。港樂於去年一月演過，兩場的入座都強差人意，更觸發團長夏定忠與樂評的筆戰。不出七個月，小交及亞洲青年管弦樂團都奏過此曲，今年二月余隆又指揮過室樂版。
去年十一月的馬勒第三亦是港樂合唱團最後一次亮相，迪華特年前提出要多演合唱曲目，此承諾尚未兌現，五月的莫扎特大彌撒曲更被換成女高音詠嘆調。幾年前黃大德有復活節合唱系列，唱過《彌賽亞》及貝多芬第九等。復活節期間，古典音樂少有重要節目，港樂可演應節的巴哈《馬太受難曲》或華格納《帕士浮》，但拜托別演《約翰受難曲》，香港演得太多了。
這季也聽了不少當代音樂，有陳其鋼、Aho、Vasks等，新樂季有Magnus Lindberg及James MacMillan的作品。港樂對現代音樂的取向，非常偏食，筆者不會期望Dusapin、Ades或Saariaho的新作能在首演後不久在香港聽到，但港樂寧願演些質素較次的新曲，如Keuris的《四薩克管協奏曲》或William Kraft的《第二定音鼓協奏曲》，都不願與世界樂壇接軌（港樂本年口號：In Tune with the World）。港樂常迴避二十世紀的前衛大師，Schoenberg、Berg、Webern、Varese、Berio及Ligeti都有很多三十分鐘以下的名作，可與古典或浪漫派曲目同場演奏，迪華特剛在六月突然演一首Lutoslawski，算是杯水車薪。
以重金請明星獨奏有如摸頂入貨，明星出場佔三分一時間，卻會扭曲整場的票價。卡里拉斯、雲妮佛萊明和漢恩的音樂會，開騷前數天還要用重量廣告救亡。今季的明星獨奏，多而不精，不少多次在港登台，新鮮感不足。曲目也經常重覆，三月佛萊明剛唱完《Four Last Songs》，十一月Isokoski又唱。貝多芬《小提琴協奏曲》上季演了兩次（利賓及巴列夏），布拉姆斯《小提琴協奏曲》漢恩拉完，下季輪到美島莉。
整個低音大提琴組在今年給整頓，季尾幾場有頗佳表現，但可能是客席首席的功勞：他是辛辛那提交響樂團的低音大提琴首席李浩然。樂季尾場他已不在，聲部打回原形。中提琴更急需修理，他們長期隱形，運弓保守，是華格納之夜的最弱一環。銅管在華格納之夜有超水準表現，聲量與弦樂保持平衡，但一到季尾，他們卻愈來愈退居幕後，在浦羅哥菲夫的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組曲及《第五交響曲》只顧克制，令激情的音樂去勢。
迪華特給才子捧上天，然而他偶犯奇錯，例如在貝多芬第七混淆首樂章速度。而港樂在其他指揮之下，演出多數平凡，甚至差劣，Vanska、Deneve及Boreyko，來到香港都指不出身價。客席指揮請得太多，欠缺叫座力，也來去匆匆。迪華特只會在港十餘星期，港樂應着力挑選第二號人物，每年留港五至六週，於迪華特不在港時繼續鍛鍊樂團。艾德敦指揮場數僅次迪華特，上季聽了他三套節目，水準中下。
港樂近年常與小交爭食：小交搞合家歡音樂會票房不俗，港樂照樣大搞。小交演出很多本地新曲，港樂又想照跟，置世界眾多一流新曲不顧。港樂明明是大型樂團，卻常以室樂團人數演出。按此推算，小交有麥嘜系列，遲早港樂會找野田妹幫忙。
港樂上季工作頻繁，更試過將樂隊分體，以特約樂手補足人數，於同一時間在兩處演奏。它們工作太多，排練太少，流行歌手音樂會及外展計劃愈搞愈多，兩者都不能令樂手進步，一到正式音樂會，既現疲態，人腳及準備都不足。新樂季的曲目編排，亦不讓樂團在單一指揮之下，密集鑽研同一作曲家。這些交響系列，往往令樂手技術猛進，也能為樂團贏得屬於自己的掌聲。各音樂會系列名為「太古新力量」、「巨星滙」、「太古音樂大師」、「美樂自悠行」，意思實為「中國人獨奏」、「貴價獨奏」、「中價獨奏」、「平價獨奏」。
來來去去伴奏那幾首協奏曲，下半場演無挑戰性的曲目，與流行歌手作無藝術意義的合作（演香港流行曲，找兩個人彈電子琴就能取代樂團），會使港樂團員自豪嗎？入座上升的背後，是一種迷失。市場推廣本應為藝術服務，今時今日已經倒轉過來。上述手段，找本地指揮及行政就行，何必花大錢請迪華特及簡寧天掌舵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