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一部香港紀錄片，吸引了許多影評人及文化人的注意：導演陳安琪新作《水底行走的人》，以香港藝術家黃仁逵作題材。黃仁逵生於一九五五年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法國學畫，八十年代回港後，除了繪畫，也間中參與電影美指的工作，曾經憑《籠民》得到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獎項。
用今天的話來說，黃仁逵就是一個多媒體創作人，他會攝影、寫詩、寫散文及小說，也彈得一手好結他，即興演奏接近專業水平。音樂也是《水底行走的人》重要元素，英文片名《i’ve got the blues》正是對應了黃仁逵熱愛的怨曲。筆者沒有用秒表計過，但黃仁逵在片中奏樂的片段，應該比他作畫及談畫的時間多。
這個情況，可以在影片開頭找到答案。黃仁逵開宗明義拒絕導演拍他繪畫的過程，三催四請下才願意用特殊裝置，在導演及攝影師不在場下，以類似「監控」的形式記錄，但這些片段在本片大抵只作過場使用。
照常理來說，想去拍藝術家、運動員，甚至是廚師的紀錄片，他們卻不想讓你去拍他們表演、練習、烹飪的過程，基本上就是沒戲唱了。剩下的就是讓被訪者用語言去解釋自己專門的方法，不過，黃仁逵在本片也坦白表明應該「讓作品說話」。
於是，陳安琪既然拍不到從無到有、創作者如何作出藝術決定的常規「藝術紀錄片」，影片還有什麼可看呢？先前所說的藝術家、運動員、廚師之類，即使在所屬的範疇出類拔萃，卻不一定能言善道。黃仁逵卻是一個「講得之人」，所謂「講得」，不是喋喋不休的「吹水王」，而是字字珠璣，思路清晰。所以，導演即使不能拍出藝術家的創作過程，這位受訪對象的思考及語言能力，彌補了不能拍創作的缺陷，而且更高層次地展現了藝術家的所思所想。但這一點，似是一種幸運，可以有這樣的被訪者。
藝術家脾氣
論者說得最多，是本片反思了何謂紀錄片。筆者也不介意劇透，因為影片的預告片已很直接展示導演及黃仁逵在鏡頭前的衝突，而影片的開頭就把最激烈的衝突放出來，這一段於片尾再出一次，並以黃仁逵後來禮貌地拒絕讓導演再拍下去，然後這樣令導演想到影片可以怎樣成形作結。
看完影片，再看不少論者的文章或感想，見到大家那麼認真的討論黃仁逵那一句「紀錄片導演拍的其實是自己」，或者「有劇本」紀錄片對「牆上蒼蠅」紀錄片的高低，筆者覺得大家似乎是中了導演的掩眼法。
因為， 「紀錄片應該怎拍」不過是黃仁逵與陳安琪發生衝突的藉口。黃仁逵反抗的，不像是「有劇本」還是「無劇本」，而是陳安琪的「預設」，是她把自己對藝術家的種種陳腔濫調，套在黃仁逵身上。從影片覆蓋的話題及提問中，筆者覺得陳安琪就是期望聽到黃仁逵如何艱辛地反抗父母，去實現他的畫家夢；想聽到他如何在香港這片文化沙漠中做自己的藝術；想聽他感懷身世卻又安貧樂道；想拍到他和法國女子生的女兒，如何怪責父親拋棄她們，而黃仁逵有沒有愧疚；想聽到他感慨跳舞的女兒，無法以「創作」謀生。導演這些成見，有時如她所願在黃仁逵話語中出現，但更多情況是被黃仁逵反擊成功。
其實這就是我們（這樣說是包括筆者）對藝術家的印象：他們一定要和「市儈」的父母鬧翻，一定是放浪不羈，一定覺得世人不理解他們的藝術，一定憤世嫉俗。一句話，就是「藝術家脾氣」。筆者覺得影片除了展現到黃仁逵在作品以外的思想，一大優點是戳破了「藝術家脾氣」的假象。在Sin Sin 畫廊一場，黃仁逵點出我行我素的關鍵，就是懂得幾時走，懂得幾時忍。這令筆者感受到「藝術家脾氣」討厭之處，就是明知和對方合不來，甚至連基本要求都做不來，卻又想賺對方的錢。
但要強調，筆者不是說本片證明了所有藝術家都沒有藝術家脾氣，黃仁逵可能只是例外，又或者是經過人生歷練而得來的智慧。
導演被看穿
本片內容有趣，言之有物，但令筆者討厭的地方，正正是許多論者稱讚的「反思紀錄片形式」。導演在片中不同段落，加上字幕，說自己一直找不到本片的方向或「形式」（導演用的詞是英文shape），而到最後和黃仁逵鬧翻了（黃說兩人對紀錄片理解不同），字幕就說她終於找到本片的shape，影片也到此為止，shape就是觀眾剛才看到的電影。
導演在很多場面中和黃仁逵同在畫面，被他批評或挑戰。陳安琪選了這些片段，卻無法承認自己在黃仁逵面前的膚淺，改為用那些「我未知道這片應該怎拍」， 「什麼是紀錄片」的藉口掩耳盜鈴。明明就是帶着藝術家都是憤世嫉俗、酸溜溜、目空一切的印象去拍人，被人家看穿了你的機心，才自欺欺人說找不到shape。
本片內容精彩，但機心令人討厭，包括導演在片中向黃仁逵說，想讓更多人認識他，即時被黃仁逵回敬了一句。所以，與其說黃仁逵在質疑紀錄片的形式、紀錄片導演的創作目的，不如說只是他質疑某人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