費城樂團今年的亞洲之旅在香港展開，五月十九及二十日於文化中心演出兩場。樂團在Sawallisch及Eschenbach年代都在康文署的邀請下來過，加上Nezet-Seguin這次，香港樂迷算是跟得很貼了。Eschenbach那次，其中一場有郎朗助陣，沒他那場就賣得不好。這次只憑Nezet-Seguin之名，沒有獨奏家都賣得很好。
不加思索就問得出口：到底Nezet-Seguin這次和上兩次比，是好了還是差了？回看筆者在2005年Eschenbach那次寫的文章，是覺得Sawallisch那次較好，兩者只是相隔四年，要比較不會太難。換個角度看，能夠輕易讓人覺得有分別，反映出分別應該不小。
這次相隔十一年，還可否比較？表面上，這是一個記憶力的問題，要考驗自己記得上次怎樣，再和今次比對。十一年間的新事物無疑會移走不少舊記憶，更重要是2005年筆者的要求、關注、見識，去到2016年已不相同。時間隔得長此其一，還有是這幾年聽的東西，無論從質及量都和十一年前差太遠了。論者與其探究樂團進了步還是退了步，倒不如問自己有否故步自封。讀者堅持想知這次和上次比是好了還是差了，讀其他人的評論吧。
第一晚的曲目，從聽樂團的角度十分吸引，先來布拉姆斯《第二交響曲》，下半場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《天方夜譚》，都是樂團做主角的曲目。香港是亞洲巡迴的首站，他們十六日從美國上機，十七日晚到達，十八日休息，十九日第一場，奏的不是他們出發前的馬勒《第十交響曲》。這種行程，不足以令全團人都克服十二小時的時差，偏向悠閒、長度不短的布拉姆斯《第二交響曲》不是好的開場曲。
時差影響彈性？
Nezet-Seguin在第一樂章採用稍慢的速度，不過他一開始時，極力以一小節一拍來造句，而不是用三拍，但到弦樂的旋律愈來愈多八分音符時，第一小提琴出現了頗明顯的節奏失誤，指揮只好放棄用一小節一拍，用穩陣得多的三拍。Nezet-Seguin有演奏提示部重覆，但重覆啟首時也不再用一小節一拍了。在悠閒的段落中，指揮為了遷就樂手改用三拍造句，令這些段落欠缺彈性，而且在樂段中段開始愈奏愈呆滯，倣似將頭半倒模重覆般。
另一方面，指揮在強音部份做出頗大的對比，音量甚大，質感較粗，和柔和的地方就像兩極。從第一樂章而言，覺得指揮是想將柔和的部份造成一種抑鬱（不只是憂鬱）的感覺，聽這個樂章可能令人覺得《第二交響曲》比《第三交響曲》有更強的悲劇感，而就全曲的佈局而言，筆者覺得指揮是在舖排一個從抑鬱到開朗的歷程。他在第一及第二樂章結尾都有意地留下未能化解的悲傷，要留待之後再續。
指揮成熟了
這是筆者第四次聽Nezet-Seguin，和上次隔了四年。今次最令筆者感到不同之處，是他逐漸放棄了看譜。過往的他在最簡單的曲目，例如舒伯特《未完成》或者他甚拿手的法國曲目都會用譜，而且會貼緊樂譜來指揮。這次他不用譜指揮布拉姆斯，其餘三首樂曲雖然用譜，但不時出現匆忙連揭很多頁樂譜的情形，表示他現在較重視和樂隊的即時互動，不在乎自己漏揭了樂譜，這就是貼緊或不貼緊樂譜的意思。從棒技而言，少了花巧圓滑的動作，以前他有畫出腸的傾向，把很多細節都做出來，確保樂手會做，現在的他雖也會表達想要的效果，但遠比以前精要得多，畢竟他都年過四十，不再是小子了。
提出時差的因素，除了想用它來解釋第一樂章的節奏錯漏，還想帶出小提琴在布拉姆斯之中缺乏隊型。第一小提琴及第二小提琴的頭兩三席比後排的精神很多，但這些前排樂手好像不知道他們的聲音凸了出來，尤其是首席David Kim凸得非常刺耳。
第二晚上半場演貝多芬《嚴肅四重奏》的弦樂版（馬勒改編），擺明是一首展露弦樂身手的樂曲。雖然這個演奏已經比大家慣常聽到的弦樂演奏好，但在最頂尖的水平中，只屬一般而已，弦樂的揮灑及整齊不及紐約、芝加哥、波士頓、甚至匹茲堡。Nezet-Seguin也用上兩極的感情分配，將氣氛較為緩和的部份加倍地變得沉重。下周續談費城樂團香港演出較為精采的部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