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月十一日於荃灣大會堂聽David Stern指揮港樂，戲肉是下半場Hans Rott《E大調交響曲》。這次不聽，可能等二十年都未必在香港遇到，如果有空都不來聽，最好不要自稱馬勒迷了。
享年二十五的Rott是馬勒在維也納讀音樂時的同學，音樂史家相信馬勒從此曲大量取經，甚至抄襲。其實不只David Stern在演出前，告訴觀眾的馬勒第一、三、四、五，就連第二（《復活》）、七、《訴冤之歌》（Das klagende Lied）也可找到一鱗半爪，有時似得令人咋舌。
我覺得Rott不一定是抄襲華格納，或者是刻意地致敬，而是華格納在其歌劇中，想出不少獨特的管弦樂技巧，Rott沒有避忌地把這些技巧，當成公有學問來用。若你感到和布魯克納有點相似，也不為奇，布魯克納亦曾深受華格納影響，但他很快回頭是岸。
馬勒的參考或「抄考」，不只是旋律上似曾相識（就算抄了旋律，馬勒也改得更好聽），更在於他學習到Rott不少招式，例如怎樣運用小號獨奏（第一樂章），倣賦格的弦樂、柔和的聖詠式銅管合奏（第四樂章）等等。
David Stern的指揮，首先好在和布魯克納保持距離，樂隊靈活，層次分明，其次是保持了Rott的活力，又不會去到馬勒的神經質。小號首席實在棒極了。
神聖一票
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柏林，聽Andris Nelsons指揮柏林愛樂演奏馬勒《復活》，聽Rott的第四樂章，想起《復活》第五樂章的一些段落。
柏林愛樂將十五日演出的一小段放在YouTube免費觀看，那是第五樂章描寫世界末日封印解開的段落，用Nelsons Mahler Berlin搜尋找得到。即使錄音定會失真，又不是同一天，但我在十三日聽這段的感受，讀者可以用這段片作參考。
首先定音鼓及低音鼓的漸強未去到盡，Nelsons近來常令我覺得，他在激烈澎湃的地方，韁繩收得太緊。之後的樂隊齊奏，奏得非常準繩，換成其他樂隊，這個速度奏不到這麼乾淨。問題是，如果這個速度聽來不難，那麼是否太慢？應否奏快一點，做出混亂的迫力？Nelsons給柏林愛樂的挑戰不夠，而且他似是集中力不足，未能長時間全情投入。
不時有人重提柏林愛樂2015年選出Kirill Petrenko的舊聞，慣性搬弄是非的Slippedisc當是始作俑者，散播八卦料。我最想聽音樂，不是八卦。此時此刻，我相信柏林愛樂當時選出Petrenko的原因簡單不過：他是最佳人選。 憑甚麼這樣說？去年八月看過兩場他指揮柏林愛樂、忠實讀者會知我看過不少拉圖和柏林愛樂的合作，而且曲目廣泛。也在柏林看過所謂「其他對手」蒂利文、Nelsons，或者是古稀大師如海廷克及Blomstedt指揮他們。雖沒看過巴倫邦或杜達美指揮柏林愛樂，但兩人指揮其他樂團都看過十場以上。想讚頌民主得來不易，就不要用八婆眼光看待人家的選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