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國電影節的馮佐妲（Margarethe von Trotta）導演回顧，本周末進入最後一輪映期。今次所介紹的三部作品，都是女性傳記片，同由Barbara Sukowa擔任主角，製作年期跨越二十五年，描繪的人物有二十世紀初的革命家、世紀中葉的哲學家，甚至一千年前的女作曲家。
《羅莎盧森堡》（Rosa Luxemburg）這次回顧沒有選映，但它可能是馮佐妲八十年代作品當中，國際流通度最高的一部，甚至比《德國姊妹》（Marianne and Juliane）更容易在英語圈看到。Sukowa在《德國姊妹》飾演虛構的極左恐怖份子，這次演羅莎盧森堡，真實的歷史人物。影片拍攝時德國尚未統一，羅莎盧森堡在東德政權被視為革命英烈，在西德卻不然。
羅莎盧森堡生為波蘭人，她少時便參加爭取波蘭脫離俄國獨立的學生運動，被逼流亡瑞士，再把革命基地轉到德國，認為波蘭的革命與德國的革命不可分割。影片不乏她和看不起女人的政客或同道人開火、向大批民眾發言的情節，也有其感情生活點滴。德文片名實為《羅莎盧森堡的忍耐》，羅莎輸的並不是性別歧視，而是男性的暴力本性。
二十世紀初的德法英軍備競賽，將歐洲推向世界大戰，羅莎深明一打起仗，受苦的多是窮苦大眾，她極力阻止戰爭爆發，豈料無論是德國、或是對頭的法國，勞動階級竟都一致支持動武，共產主義做不到的世界勞動人民大團結，民族主義做到了。羅莎不接受德國左翼都支持開戰，與Karl Liebknecht推動反戰活動，同被政府收監。一戰令德意志帝國瓦解，威瑪共和國成立，由羅莎昔日的黨友掌權。Liebknecht視之為革命良機，不理羅莎反對，組織武裝政變，結果兩人被民兵所擒，未經審訊而私決，屍體被扔入河中。
文理通曉德國修女
二十年前，一位早被世人遺忘的修女，成為古典音樂界的重大發現，給「為甚麼作曲家都是男的？女人不懂得作曲嗎？」提供一個答案。Hildegard of Bingen（1098-1179）的聖樂，成為今天俗世的清泉，馮佐妲2009年的作品《靈視人生》（Vision）為她作傳，同樣由Sukowa飾演Hildegard，不過音樂只佔影片一個小部份，因為她的生平，根本不只音樂一環。
馮佐妲作品中的女性，通常不是有心和男人作對，她們可說是被逼出來的，為了自己應得的權利才和男性對抗。Hildegard的年代當然沒有女權運動這東西，但《靈視人生》也不缺少她和男性角力的故事。Hildegard自小就有靈幻體驗，但自知沒人會信。她於三十來歲便成為修道院修女之首，她厭棄迷信，追求科學知識，例如不會妄想祈禱能治百病，不羞於學習阿拉伯人的醫術，也不鼓勵信眾以自我鞭笞來領悟真理。
她始終不能壓抑她的靈視，冒着被逼害之險，向上級請求把靈視記錄及出版，以啟迪世人。起初也因其女性的身份被人質疑，幸而獲得教宗認同。她的修道院是男女共用，一名小修女珠胎暗結，Hildegard不得不逐她出門，小修女亂服藥草墮胎，賠了性命。Hildegard鼓起勇氣要求另設女修道院，昔日支持他的男性上級，推說是修女勾引修士，是女性淫邪令男性墮落。這種論調與阿當夏娃偷食禁果的經過相近，經過連串神蹟Hildegard如願以償。影片不是以Hildegard之死作結，當她油盡燈枯之際，靈視再現：「你的工作還未做完」，她忽然康復，更作出首度周遊傳教的決定。
平凡的邪惡
馮佐妲去年的新作《漢娜顎蘭：真理無懼》（Hannah Arendt）未必是一部像《羅莎盧森堡》或《靈視人生》那種從小講到老的純正傳記片，觀眾不會見到她揮筆疾書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（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）名著的畫面。順帶一提，顎蘭的著作於八十年代的台灣有不少譯本，其中一個譯者叫蔡英文。馮佐妲選了顎蘭生涯的一件事，作為她整段人生的總結及轉捩點。納粹屠殺猶太人時，純籌將全歐猶太人運到毒氣室的艾希曼（Adolf Eichmann），1960年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綁架，再強行送回以色列審訊。在普林斯頓大學教哲學的顎蘭得悉此事，自薦為《紐約客》（The New Yorker）撰寫專題報道。
顎蘭是德國猶太人，她才貎雙全，在二十年代追隨名哲海德格（Martin Heidegger），他們的關係不只是師徒那麼簡單。納粹上台，顎蘭快快的逃到法國，但海德格卻向納粹靠攏，成為他一生最大污點。二戰爆發後，德國迅速攻陷法國，顎蘭不及逃脫，被維希（Vichy）傀儡政府抓入集中營。營中不單環境惡劣，更甚是令人絕望，自殺者眾，顎蘭失去期盼之際，終於等到來自美國的救生圈，逃出生天。沒有這次轉機，她會和其他集中營囚犯般，難逃被納粹殺害的命運。所以艾希曼的審訊，令她重起切膚之痛。
顎蘭來到耶路撒冷，除了探望老朋友，也去過法院聽審，之後的日子於傳媒室看直播。顎蘭並非覺得艾希曼無辜，而是從他身上看不到對猶太人有甚麼深仇大恨，非要置他們於死地不可，她亦不覺得艾希曼「執行命令」的辯護是謊話。她將這發現向友人透露，差點被當成納粹同情者。回到美國，她將報道稿件一拖再拖，直到艾希曼被判死刑後才完稿。她提出「平凡的邪惡」（Banality of Evil）的理論，把猶太大浩劫演繹成哲學問題，指出艾希曼的罪行，和納粹時代不少滔天罪行一樣，執行者並不一定是窮兇極惡，也不一定為了自保或自利，但把自己當成一個工具，不加思索就徹底執行上頭的邪惡命令。
顎蘭更不理《紐約客》編輯的警告，加入她對二戰時猶太領袖的讉責：她認為有不少猶太領袖，不管是德國內外，不願相信納粹黨想滅絕猶太人，變相成為納粹幫兇，好些猶太人誤信他們，未及時意識到危機處處。這一指控，令顎蘭成為全球猶太人的公敵（當然有例外），和她稱兄道弟的同事翻臉不認人，暗戀她數十年、不忿她向海德格獻身的舊同學終於死心，遠在耶路撒冷的舊朋友也和她割席。顎蘭要如何反擊？還剩幾多真心朋友呢？筆者認為《真理無懼》是馮佐妲回勇之作，不單是因為題材獨特，更是重拾她早期作品中，只此一家的個人情感、親密關係與大時代巧妙結合。